贵圈 |《找到你》上演抢孩子大战 姚晨:她们本都没有做错什么

划重点:

  1. 为了孙芳,马伊琍接了长发,瘦到89斤,举手投足都是那个隐忍而沉痛的妇人,卸妆之后回到酒店还是恍惚,镜子里映出陌生的脸,“那个就不是我自己”。
  2. 这部讲述女性命运的电影中,导演吕乐是主创团队唯一的男性,但所有女性都给予了他极高评价。编剧秦海燕说:“吕叔特别理解和体谅女性,他可以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去构思一些人物。”
  3. “创作没有捷径可走。”到这个年龄,姚晨对自己的表演要求也不一样了。人一天比一天成熟,如果演的还和过去一样,说明是在退步。

腾讯娱乐专稿(文/叶弥衫 责编/三替)

《找到你》宣布开机时,片名还暂定为《谜踪》。作为“一本两拍”的中方版本,标题体现与韩版《迷失:消失的女人》的呼应关系,并不难理解。

但导演吕乐“总觉得不太贴切”。

《谜踪》开机仪式,中间为导演吕乐

2016年5月,制片人陈洁取得剧本版权,中方创作团队开始改编剧本。这个给定的“找孩子”的故事,尽管主题未变,但角色身份、推进线索、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,都完成了本土化落地。

电影承载的现实意义,远远溢出社会新闻版“谜之失踪案”的剧情设定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,韩版安慰剂式的结尾——中产母亲在医院中醒来,看到孩子快乐玩耍,前夫随侍在侧,不禁露出慈母般的微笑。而《找到你》的结尾是李捷的一段法庭陈词:她赌上职业生涯,通过放弃辩护来维护另一位母亲的权利——原本她只为自己而战,如今却是为女性而战。这种方式很不理性,但那正是她在“找孩子”过程里获得的自我启蒙。

韩版《消失的女人》结尾,母亲在医院里醒来后,抱住孩子哭泣

中国版《找到你》结尾,法庭上的李捷

这也是电影最终定名《找到你》的原因。凡寻找者,终有所得。“李捷找到了孩子,女性找到了理解。”吕乐说。

而在现实中,李捷和孙芳的角色,同样是姚晨和马伊琍尽力找到的——在意义、深度与表演空间上,都是难得的女性银幕形象。马伊琍说,这部电影能够面世,正是得益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“这挺不容易,但我们找到了”。

痛点

光是“看完找到你恐婚”的话题,就能知道影片里存在多少痛点。“腹黑保姆带走孩子”的情节或许太极端,但影片中展示的女性现实处境,则是亿万人面临的切肤之痛——

马伊琍微博,谈论恐婚话题

职场女性一旦有了孩子,该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选择?选择二者兼顾,难免像李捷那样左支右绌,被保姆批评“有什么资格当妈”;放弃事业投入家庭,又会将自己置于朱敏(电影中离婚案的女方,李捷为男方代理律师)般的险境,被男人的意志左右命运,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。

但比起孙芳那样的底层女性,她们还算幸运,至少都有过选择权。在更匮乏的生存资源里,孙芳和她的女儿面临的,是更不加遮掩的性别压迫,以及更无望的阶层壁垒——类似张博那一句,“我以为我够倒霉了,她比我还倒霉。”

“剧本给到我的时候,我对里面的痛点是有感受的。”改编编剧秦海燕说,当制片人陈洁带着原始剧本找到她时,她有种宿命般的恍惚。她能理解李捷失魂落魄下的强撑,也能理解孙芳“一条道走到黑”的执拗。

秦海燕有两个孩子,但她不甘心让故事停留在“歌颂母爱、回归家庭”的层面。《找到你》对探讨女性价值、女性困境的执着,折射出这位职业女性的内心痛点——人们管她叫“人生赢家”,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,每次推着行李箱出门时,心里装满了对家庭的亏欠。

两位女主角也都身为人母。片尾李捷在法庭上的有关女性困境与母亲选择的表达,在剧本之外,姚晨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“我当时拿刘瑜老师写给她女儿小布谷的一封信,里头有一些观点,比如对孩子和父母关系的思考,是我非常认同的,用了两三句话放进了这段戏里头。”姚晨解释。

今年7月,姚晨在《星空演讲》中,也援引了其中的台词:“这个时代,对女人要求很高。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,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,是个糟糕的母亲。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,又有人会说,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,这不算一份职业。但事实却是,因为努力工作,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。因为当妈妈,我才了解了生命的意义,也让我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残酷,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。”

这时候,她是姚晨,也是李捷。

而马伊琍体验更深的,则是孙芳这样的底层女性的生存之痛。她本对“演员入戏太深”这类说法不以为然,直到遇到孙芳这个角色:“我非常丢脸地告诉你们,我就是入戏太深,就是完全活在了孙芳的角色当中。”

为了孙芳,她接了长发,瘦到89斤,举手投足都是那个隐忍而沉痛的妇人,卸妆之后回到酒店还是恍惚,镜子里映出陌生的脸,“那个就不是我自己”。

刚进组时,马伊琍还因为思念女儿哭了几次,但开拍后的一个多月,她都没让家人来探班,“我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就是一个人一条路闷头走到黑的感觉,走完再说。走完之前,你们谁也别来理我。”

独自待着的时候,“心特别慌,没着没落的,不知道该干什么”。她渐渐意识到,那时候她可能不是自己,“因为孙芳就是这样痛苦,她就只能憋着一口气一直走下去,从开始到结束,没有出口,没有释放。”

她甚至想象,孙芳把死去的孩子放到李捷家的冰箱里,是因为觉得孩子每天还能跟她活在一起。很有可能孙芳每天都还要去看看她,和她说话。“细思极恐,但是这就是母亲,这就是母爱。”

姚晨、吕乐、马伊琍

慈悲

找吕乐聊《找到你》,他却夸《亲爱的》。电影准备期间,他去公安系统参加了两次座谈,了解了目前警方对儿童失踪案的重视。《找到你》里面,警察对李捷耽误报案时间不满,脱口而出的那些数据,正是吕乐的调研结果。

“真是感谢《亲爱的》,把中国的(儿童失踪)报案的制度给改变了。现在的效率已经到了随时报失,随时立案。我觉得有一个电影的贡献能影响到法律,这真的是特别感人的地方。”他反复赞美,诚心正意。

对这个至今坚持现实主义的第五代电影人来说,性别远非其立场。介入现实、尊重个体,而不论性别,或许才是对他更确切的描述。

这部讲述女性命运的电影中,导演是主创团队唯一的男性,但所有女性都给予了他极高评价。秦海燕说:“吕叔特别理解和体谅女性,他可以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去构思一些人物。”

他是家庭参与度极高的丈夫、父亲,会亲自去中介挑选照顾孩子的阿姨。“我和阿姨接触蛮多的,其实你好好跟她们聊聊,表达对她们的照顾、关心,她们是有感受的。彼此相处当中,是会特别心暖的时候的。”这类经验,他挪到了孙芳身上。

秦海燕曾有一位相处了10年的阿姨,直到帮她带完老二才离开。阿姨临走前叮嘱她:“你也挺不容易,以后没我在,照顾好自己。”

在这些日常琐碎的生活经验演化成无数细节,在两位女主角的相处中落地生根:硬给抹上的护手霜,第一时间递过来的创可贴,以及两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出游时,“我们这样不也挺好的吗”的短暂幻觉。

当然,也没有遮蔽其中的权力关系。李捷在身心俱疲时下意识地迁怒孙芳,而孙芳也始终无法理解“他不打你你为什么要离婚”。

“在切入现实的时候,我们多大程度选择手术刀般的锋利,又多大程度选择带来温暖和希望,是技巧、认识、思辨的问题。我的方式是,永远在某个价值的轴的两边跳来跳去。至于得出什么理解和结论,交给观众。”秦海燕说。

但在一个给定的黑色故事中,频繁出现暖意与光亮,其实已经是态度所在。就像编剧史航看到的:片中设置张博这个角色,是“编剧秦海燕和导演吕乐的慈悲”。

在原始剧本里,这个角色是个蛇头老大,法力通天而情感淡薄。韩版的“孙芳”甚至因他的介绍,卖了一个肾换女儿的医药费。

韩版黑帮老大

“这个角色我觉得第一是太漂亮,第二是太有能量,在中国不是很合理。”吕乐说,“所以在落地的时候,把他更边缘化了。”

张博成了一个小混混,弱化了权力,强化了感情。正跟不断要钱的孙芳置着气,然而看到她出门被三轮车撞倒还是冲下来骂人。同是底层,有孙芳最不堪的丈夫,也有她最谦卑的爱人。“我觉得孙芳这一辈子,唯一给她被爱的状态的就是张博。”马伊琍评价。

小混混张博

演员

吕乐对角色的感情深厚得超出想象:“李捷最后的庭上发言,算是给她的升华或者启迪。但是我还想给孙芳一个(结果)。”他曾设想过一个开放性结尾:多年以后李捷带着长大的女儿,茫茫人海中无意看到了张博牵着一个酷似孙芳的孕妇,“或者就已经牵着两个孩子了。”

但他希望额外馈赠角色的那点温暖,遭到了女人们——制片、编剧、演员的一致反对。“我说我是孙芳,我不想要这样的结局,绝对不会要他活在我的影子里。”马伊琍至今回忆起来仍很激动。她觉得,孙芳只是张博生命中的过客,他们有过相爱的时候,但随着孙芳的死,已经结束了。

打破僵局的,是秦海燕在拍摄当天上午传来的新剧本:孙芳说,“有时候真想放手不管了,但是就是撒不开这手啊”,张博拉住了她的手。这段被全体通过的情节,如今成为片尾彩蛋的三个镜头。

“在孙芳没出事之前,可以有这样的讨论。因为她是人,是人就会累,会想放弃,不可能永远100%绷在人面前。她可以说真话。”马伊琍解释。

刚开始,马伊琍并不认同孙芳会对张博产生感情。她觉得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,孙芳不会再有性的欲望、爱的欲望,她全部的重心应该在孩子身上。

但进入角色越深,她越发明白了误区所在:“母亲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,她首先是一个人,可以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。但作为人,她一定需要出口。在张博这里,她是被尊重的,甚至是被呵护的。我突然就能理解她了。”

这种态度,大约可以参照电影上映后,马伊琍转发史航的一条评论,感恩了对方的懂得:“要是我哭出来,这世界就会轻松些。他们就会说——是有不公,可是也有解脱。我不要哭。”

这是一个被称为“司令”的女演员——与之相应的,“大姚”也是姚晨一以贯之的名号。去性别化的称谓背后,是她们清晰的个人风格。无论是表演或造型,马伊琍都拒绝给孙芳“一丝一毫的修饰”,“既然要还原真实,那有什么可纠结的呢。”

用流行的话说,这两位70后女演员已经处于她们表演事业的黄金时代。如今她们可以给予角色的,不仅是皮囊肉身,更有生命的经验。即便找孩子的两天情绪如过山车般波动,但以姚晨饰演的李捷始终保持着残存的理智——即便发现冰箱里的孩子尸体时瘫软在地,她的理智尚能分辨“不是多多”。

姚晨口中“允许我的角色彻底崩溃”的那场戏,是警察带着李捷见到张博的场景。她觉得孩子有希望能找回来,结果那个人却打死不开口,她一下子崩溃了,歇斯底里。“导演的镜头用得很好,用一个远景推了出去。人被警察抱得牢牢的,但声音一直不断重复‘我女儿在哪里’,给人造成心理上的压迫感。”

在这样一个条分缕析的姚晨面前,李捷在片中展现的强大,似乎也是她的投射:“你从电影里感到创作者对于孙芳这个人物的怜悯与同情,因为找不到造成她命运的矛盾点,所以转嫁到李捷身上,但事实上李捷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这个故事的难过之处在于,这两个女性本都没有做错什么,但命运看起来对她们都不大公平。甚至从法律角度上来说,其实李捷是受害者。这是不能混淆的,法律意识还是应该时刻保持的。”

“创作没有捷径可走。”到这个年龄,姚晨对自己的表演要求也不一样了。人一天比一天成熟,如果演的还和过去一样,说明是在退步。“到了这个阶段的人物塑造,需要做更多的功课,才能把你对人世的理解、对情感的感受都放到角色里。”

只不过是,供这样的女演员发挥的角色,实在太少了。

未来

在吕乐看来,同是母亲、同讲母爱,孙芳和李捷却各有不同。

孩子是孙芳的全部意义所在。“对别的母亲来说,告诉她孩子得了绝症,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理智与感情的挣扎过程。但孙芳不接受,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,她就是纯本能。绝症?她没有这个概念。我的孩子不会死的,不会有事,我要跟孩子在一起。”吕乐分析。

而李捷对多多,片中其实已经说明了她的态度。在和前夫争夺抚养权时,李捷喟叹:“看看我们现在这嘴脸。我就希望将来多多长大了,不要像我们一样。”

在导演的构想里,李捷培养下的多多,在未来可能代表一类新女性。“她可能结婚,可能不结婚;可能有孩子,可能丁克。但总之,她是自由选择的。她是带着李捷的那种教育理想成长起来的,和孙芳的那种本能是不一样的。”

而在马伊琍看来,这类未来的新女性,可能正在成长路上。她的大女儿今年10岁,已经可以就文艺作品的价值观问题,和她进行深度对话。

“批评我。”马伊琍绘声绘色:“你作为罗子君,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相信你老公说的话?他说养你一辈子你就听他的?你怎么这么不思进取?每天只知道逛街?”

马伊琍无言以对,只好把她召回现实:“你搞搞清楚,我是你妈,不是罗子君。”

“我时候觉得很惊喜,不需要我去教育、去灌输,她已经可以通过角色,潜移默化接受那些女性应该独立自主、不依赖他人、自我成长的观念。”马伊琍感慨。

马伊琍和女儿

她一点也不怀疑孩子有找到榜样的能力。女儿的一位同学之前演音乐剧遭遇很大压力,选择的排遣方式是,看《我的前半生》。看完之后明白,“遇强则强,遇弱则弱”,从此不再畏惧压力。

“我真的没想到,才9岁的小姑娘,就能在剧里找到对她们有帮助的东西。当我听她妈妈这么说的时候,感觉比得了什么奖还要更欣慰。”马伊琍感慨。

一定意义上,这也是姚晨不断开源,主动寻找面向更丰富的女性角色的原因。因为在《星空演讲》自嘲了“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”,如今她在自媒体中的形象被塑造成“生完孩子无戏可拍”。

“我想表达的是,第一是你来到了演员最好的年龄,但现实是给这个年龄段女演员可书写的故事太少。第二是,我自己会对角色有要求,如果你觉得角色没什么意思,那你也没有饰演的欲望。”姚晨解释,“两个硬杠杆放在这儿,确实可以演的角色越来越少。”

剧本看过不少,但其中书写的女性形象让姚晨提不起精神——她们依然隐忍,依然苦楚,哪怕通过一个事件得到拯救,也是通过男性或者别的力量,不是真正的自我觉醒。甚至改变之后,她还在取悦男性,或者证明某种非常表层的女性价值,穿得更好看,变得更漂亮,如此而已。

下一个机会遥遥无期,她只好主动出击:成立公司、担任出品方、参与各种青年影展、从小说中寻找故事……“我相信有寻找就一定有收获,你说有没有可能性,我觉得有。但你要问找到什么机会,确实没有很多。”

这并不会影响她的目标:“有人开始积极关注女性题材的时候,行业里其他人慢慢也会被带动起来,未来一定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关照。我相信这会成为一个连带的蝴蝶效应,但总得有人在现在,开始震一震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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